编者按:有一种怀旧记忆叫儿时,有一段美妙时光叫童年!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这不仅是孩子们的节日,也勾起了大朋友们那未泯的童心。为纪念六一儿童节,《东方早报》进行了专题策划,走进九个不同年代、不同职业的人的生活,从40后到80后,有大学教授、文艺评论家,也有普通白领、家庭主妇,听他们讲述那些年自己的童年记忆,分享心中那份永远的纯真。

打卡写作第八日。看到这个题目还真是懵了一下,五十岁的人了还要写童年回忆。这把年纪能记住的已是不多,还得是童年的就更少了!

跟随书香回到半个世纪前

六零后的我们,童年都是纯真的岁月。那时住在一个大院里的孩子的生活和成长轨迹都差不多。住在一个楼里的孩子们,总是小的跟着大的孩子屁股后面追着,而且都是自己家的弟弟妹妹跟着别人家的哥哥姐姐,好像每一家的哥哥姐姐都不爱带上自己的弟弟妹妹。印象中我自己也是追着住在楼上的姐姐一起玩儿。

自述者:童世骏

到了上学的年纪,我们就会自觉地跟着大孩子们一起去学校。那时的我们上学要过两条大马路和两条火车道,但那时候也没有父母接送的,都是孩子们自己走着去上学,印象中单程一次也是要半个多小时,完全不像现在的孩子都是爹娘,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阿姨负责接送的!记忆中有一次下暴雨,整条马路都被水淹了,那是我能清晰地记得大人们把小孩子一个个抱过去的,也是唯一一次好像父母出现在孩子们上学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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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冬天同学们要自己负责生火。每天早上值日的同学会早去学校负责把自己班级的炉子生着火,教室里弥漫着一团一团的烟好像也是常事。每到第四节课时,如果谁能从书包里掏出半个早上没吃完的馒头或是窝头放在炉子上烤的时候,那个香味就是人间最美的味道,每每想起都会流口水的!

  我作为七七级一员走进华东师大校门的时候,20岁还不到,所以告诉别人我那时已有三年农场工作经历时,神态总有得意之嫌。这“讲故事”的资本,来自我在乡下度过的童年,来自让我早两年上学的外公外婆。

夏天印象深刻的是拾麦穗的学农劳动。烈日炎炎下的我们都是会戴着草帽在地里拾麦穗。劳动本身是没啥好聊的,但每每学农劳动时就不上课,大家一起田里疯的日子还是挺美好的,虽然是又热又累,但在一起在田里瞎忙活着还是各外的开心的!

  外公外婆家在浙江萧山的一个村子,我母亲说起她的故乡时,一点不掩饰她的自豪:“那是一个大村坊!”她用来比较的对象,显然是我父亲的故乡,一个离杭州和萧山县城其实更近的小村子。

仔细想想能记起且写得出的童年回忆还是有一些的。那时大家虽然都很清苦,但好像谁也没有觉得穷,反而生活还是简单并快乐着的!

  外公外婆家住一幢两层楼房,挺大气宽畅的,位置很好,应该算在“村中心”吧,不远处曾有过一个戏台,逢年过节,外婆家该是最佳的看戏位置。楼房的木窗其实很小,但从窗外望出去的世界很大;绝大多数时候,这个世界不是“戏文”演出,而是远处起伏的碧绿山峦。东边那座山我记不得名字了,外婆说翻过去就是绍兴了。

每一个人的童年回忆都承载着一份或快乐或简单的刻骨铭心在脑海中深藏。我们的童年的确在物质上是赤贫的,但在精神愉悦上并不贫瘠。即便是穷欢乐也是一种认真的记忆。怀念那时的每一天!

  但我印象最深的,是门口不远处的那道小溪。溪水清澈见底,虽然很浅,但流得很急,而且日夜不息,该是由山泉汇聚而成的缘故吧。溪中鹅卵石下面,常躲着些小动物,比如透明的会跳得老高的小虾。外婆和舅母们像其他村民一样,在小溪里淘米洗衣,并不因为上游正有人在做同样的事情,而担心水被弄脏。

  我出生的那年,父母正忙于“大跃进”,只好把我送到乡下,请外公外婆照管。我5岁的时候,外公外婆终于找到了可以管束这个调皮外孙的办法:送我进“书房”,让我上学去。因为是一个大村子,所以学校就在村里。按那时的规矩,孩子上学要吃红鸡蛋的,我至今还记得那外壳染红的煮鸡蛋,还记得鸡蛋去壳后吃在嘴里的那种美妙滋味。但煮鸡蛋再好吃,对一个5岁孩子的说服力也不超过一个上午。吃了鸡蛋以后,我跑回家来了。外公外婆没办法,只好在第二年才把我又送进学校。与城里的同龄孩子相比,我依然早了两年上学。

  那么多年过去,我对那个乡下小学的印象已经很单薄了。只记得与城里学校的孩子被要求坐正时把手放在背后不同,我们在教室里的正确姿势是双手交叠着放在桌子上。最深刻的印象,是坐在教室里拿到新书的那个时刻。记得书的首页是一幅彩图,是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我把头埋在书页里用鼻子去闻那书香,那真是名符其实的书香啊,直到今天,拿到新书我还常常会嗅嗅、闻闻,那书香一下子就把我带回半个世纪前去。在人的五官感觉当中,大概除了音乐,唯有书香,才能有如此强烈的对悠远记忆的激活功能。

  我的班主任老师是我外公的堂弟,也姓华。华老师班上的孩子大多数也姓华,与他们相比,我虽然在外公外婆那里蛮得宠的,虽然身上穿的都是父母用包裹寄来的城里衣服,而不像有些本村同学在学校里还穿着开裆裤,但是,我毕竟不是华家的人。所以,有一天,我私下叫“外公”的这位华老师来到我外公家来,说:“三哥,好笋出在笆外头了!”意思是我这个“外孙”的成绩,比本村的华姓孩子们都要好不少。我长大后多次去看望华老师,但一直很惭愧,他在“文革”中受到冤屈,“文革”后虽然平反,但工作和生活都远未能补偿,申诉了多年,我这个学生没能帮上忙。那是后话。

奥门金沙手机娱乐网址,  一年级读完了,父母把我接回了上海,打算由虽然比我大一岁多但挺像哥哥的哥哥,带着一起上学。工人新村里有一所叫虎林小学的学校,那时刚建成不久。对我这个还讲着一口萧山话的孩子来说,那四层高的楼房,那窗明几净的教室,太有吸引力了。但报名处的老师不顾我父亲再三恳求,坚持说我还不到入学年龄,爱莫能助。后来,我父母从乡下拿来了一封信函,证明我已经在那里读过一年级了,终于说服了那位老师,不仅接受了我的报名,而且干脆让我读二年级,与哥哥同班。

  那是1965年秋季,离“文革”爆发不到一年。

(自述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哲学系教授)

让孩子拥有单纯的“六一”

自述者:毛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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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一”儿童节,总是在江南即将走进漫长的细雨绵绵的黄梅日子前,快乐地来到孩子们的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