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伦获奖了,莎士比亚又被牵连进来。据说有大文化人称鲍勃·迪伦是类似莎士比亚的天才,我还没有细细考证,不过应该很有可能,正如也有很多人说说唱乐创作者Eminem有着莎士比亚的语言天分。这都是比较随意的不精确类比,不过若论文化影响和地位,这个类比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自从10月13日瑞典学院宣布,将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鲍勃·迪伦,迄今已经两个月的时间,关心这一话题的人们几乎都在讨论:迪伦作为音乐家,该不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迪伦的音乐特别是歌词创作,算不算文学?而这样极具争议的话题,最后的指向则是:究竟什么是文学?

  莎士比亚创造了一个新世界,一群新类型人物和一批新语汇,这是布鲁姆的意见,足以解释莎士比亚的伟大。文学曾经肩负着创世的功能,莎士比亚自然有异乎常人之处,但也有幸生于一个戏剧舞台拥有无可比拟文化地位的时期(正是因为其影响力巨大,才时时面临被新教徒关闭的可能)。创造新人的任务后来被分散到非想象类写作,又最终归于社会运动和非阅读媒体。萨特说后殖民理论和革命是在创造新人,现在我们认为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是在创造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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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创造新人的手段异常丰富,文学想象似乎不再有独特的力量,它必须和一切造人塑人的方式进行无比激烈的竞争,但是它比不上通俗音乐,比不上电视剧,比不上大型虚拟现实游戏,也比不上再造现实的游乐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许今天的莎士比亚就是迪伦这样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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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证书

  阅读勃兴于印刷文化崛起之时,在西欧是18世纪,在中国或许是晚明,这是一场人类认知和情感的革命,使人们开始学会与书本中的想象世界建立亲密自由的关系。可是到了今天,伏案阅读似乎已经沦为一种保守和懦弱。知识跟随电波磁波无线信号从天上地下海里滚滚涌来,没有好的装备和异常柔韧的头脑,是接收不到的。有头脑都不够,要改装成科技脑才行。

12月10日,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文学奖得主鲍勃·迪伦“如约缺席”,自然成为盛典的一大看点。他虽然没有出席,但还是委托美国驻瑞典大使宣读了他的演讲辞。回头检视持续两个月的大讨论,终于可以谈谈“迪伦该不该获奖”和“究竟什么是文学”。

  所以,迪伦的获奖是一个信号,一直处于危机中的文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最大危机,以阅读为传播方式的文学受到了文学人自己的唾弃和嫌恶,而以视听媒体为依托的文字拔得了头筹。

迪伦获奖并非新鲜话题

  我不太想谈论迪伦歌词的“文学”价值,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太多展开的空间。民谣一直以来都是文学的一部分,不过所谓经典文学大都经过文人的改造,必然以与普通语言不一样作为自己的存在依据。经典文学一直就是借鉴了通俗艺术形式的天才创造,但这并不等同于天才的通俗艺术,两者之间有着微妙但明显的差别。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只是将这种断裂推向极致而已,虽然这些文学流派与二十世纪文化自身所带的荒诞一脉相承的,在表达方式上却有意识地自绝于大众。

其实,鲍勃·迪伦获奖,在美国早已不是新鲜话题了。

  所以迪伦得奖的最大意义或许不是在于对其歌词“文学性”的赏析,而在于加深我们对于文学所面临危机的思索。在过去的几波危机中,文学采取的是转战他方的手法:照相出来了,文学便不再简单写实;大众文化强势登场,文学便不再以娱乐为己任。今天我们或许也不得不倡导的同样的策略,当然在表述上可以更强悍一点:正是因为视听文化泛滥,文学便更要坚守其通过阅读来开拓想象的阵地。

早在2013年9月28日,也即当年诺奖颁奖前夕,美国《纽约时报》就发表了署名为魏蔓(Bill
Wyman)的文章,题目援引迪伦的那首著名的《敲响天堂之门》(Knocking on
Heaven’s Door),将文章命名为《叩问,叩问,叩问诺贝尔奖之门》(“Knock,
Knock, Knockin’ on Nobel’s Door”),希望为鲍勃·迪伦获奖鸣锣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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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说,谁有资格获奖?当然是这位用了50年的时间在进行创作的、激进和永不妥协的诗人。文章认为,也许他的诗作有被人诟病之处,但他的抒情方式是精致的,他所关注的现实与创作主题则是永恒而超越时代的,几乎没有哪个时代的诗人能够像他那样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了。文章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迪伦为文学作了加法,即他拓展了文学的表达方式。文章认为,当下的流行乐坛已经被音乐家们的出名欲望所污染,但迪伦却始终保持其独立的个性、艺术的天性,不断挑战现行的秩序。

  想象力是人之为人的乐趣,自由的想象力很容易在虚拟现实中丧失。所有试图想象过奥菲利亚的长相、艾尔辛诺城堡的样貌,和哈姆莱特推开奥菲利亚那一刻心理的读者都知道是什么意思,都可以理解想象力的艰难和快乐(即使你看的是舞台表演,戏剧和电视剧还是不一样的,表演的象征性强,程式化程度高,意义的模糊性要大大增加)。把这一切都作为精确的影像呈现给你看,你不一定会快乐,很可能减少了快乐,开始想念原著。而最快乐的一定是想象力触碰到自己极限的那一刻,读《洛丽塔》的时候,你一定对主人公H.H感到不解,因为他裹挟在梦幻语言中向你袭来的恶与善意而万分迷惑。而这种不解正是极乐,正是毛骨悚然的美。

文章最后说,如果瑞典文学院不认可迪伦这位代表着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文化巨变时代的游吟诗人,就浪费了去嘉奖一位流行乐诗人的最佳时机。当年,诺奖授予了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

  如果有《西部世界》中描绘的成年游乐园,我相信很多人是不会去的,因为与按照你设想定制的人在一起亲热有意思吗?就像你自己挠自己的痒有意思吗,
会笑吗?突如其来的神奇遭遇是一切幸福的源泉。没有了崇高、未知和迷惑的世界一定很令人绝望,没有了蕴含迷惑的想象,文化一定是灰暗的,而文学始终为你开着一道想象的门,留下了不确定和不解的可能,留下了无穷的期待。热爱文学的人一定相信奇迹,一定在灰暗的时候相信灵魂不灭,在书本里寻找与知己灵魂的相遇,直到这种想象的相遇与现实的偶发诡异性交织在一起。那真是妙不可言的人生。

学术界的声音:为迪伦一辩

  所以迪伦获奖,是一个重大的危机信号,但文学不会死,因为人们追求妙不可言人生的愿望不会死。

诺奖的授奖理由是要表彰迪伦“在美国歌曲的传统中创造了新的诗性表达”。这样的表述虽然简洁明了,但对于这样一位显然更多地属于音乐界的偶像人物而言,则显得过于抽象了。因此,迪伦也就几乎成为了自1901年以来瑞典文学院所做出的最富争议的一次选择。为此,瑞典文学院也几乎是史无前例地为自己的决定多次做出辩护。

  这里还没有谈六十年代的那档子事,这个说来话更长,我先避一避吧。

总体来看,世人对鲍勃·迪伦的质疑以及对瑞典文学院的批评,无非是集中在三个问题,迪伦主要是个音乐家,而非作家;他所创作的那些歌词,并不完全具备诗歌的审美价值;其表现形式还是要依靠音乐才可以得以发挥。因此,迪伦还应该属于音乐世界而非文学世界。

  另外,我其实喜欢迪伦的歌词和音乐,就像我喜欢很多其它最优秀的歌词和音乐一样。就以他的一句歌词结尾吧:“我不盼着你和我有相似的感受/
看见相似的东西,或是成为相似的人/ 所有我真正想做的/
只是,宝贝,和你成为朋友。”我的想象力不会被用来限定和禁锢你,我希望能成为你的朋友。我也会继续热爱文学。

那么,从世界范围来看,作家们与文学研究界对此又是持何种态度呢?

阅读原文

首先,众多文学名家给予高度评价。迪伦获奖的消息一出,很多知名作家包括史蒂芬·金、乔伊斯·卡洛尔·欧茨等都对此表示赞赏,认为这是个“很好的选择”,公认迪伦是“游吟诗人这一传统的杰出传承者”。美国桂冠诗人柯林斯的观点更有代表性,他认为,迪伦不仅是词作家,更应被视为诗人。他的作品没有音乐以及乐器的配合,甚至也不要他自己去演唱,也完全可以以文字的形式独立存在。作家罗森鲍姆曾经写过很多有关迪伦的评论文章,他认为迪伦对语言、演讲及其情感的表达都有影响。

作者|金雯(本校教授)

其次,迪伦早已成为文学现象与学术研究的课题。一般认为,迪伦将文学隐喻引入音乐,常在歌词中援引古典与现当代诗歌,且出版有诗集与传记,最著名的有《狼蛛》(Tarantula,1971)与《编年史》(Chronicles:
Volume
One,2004)等。他的歌词,早已进入美国的很多大学,成为大学生的必备读物。就在刚刚过去的11月,美国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推出了迪伦的一本名为Lyrics:
1961-2012
的书,在这里,Lyrics自然是歌词,但它的的确确也是“抒情诗”,是从迪伦50年来已发行的31张专辑中选出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奥门金沙手机娱乐网址,来源|澎湃

据《华尔街时报》报道,最早提名迪伦获得诺奖的是美国华盛顿与李大学(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英文系的教授保尔,从1996年起,他几乎每年都向瑞典文学院举荐迪伦。保尔曾经在《口头传统》杂志上发表文章称,自己经常引用迪伦的各类作品,强调他怎样具有世界影响并改变了历史。

编辑|吴潇岚

再次,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丰硕。虽然迪伦在文学界始终富有争议(随着他的获奖,这种争议不仅不会减弱,甚至会越来越多),但对他的研究却从未停止而且早已有了标志性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