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5月10日ZC02版讯 城市是人类生活的河床,一座城市的变迁,记录了每一代居民和一个城市命运的流转。每一座城市的改造,是突飞猛进的社会中若干个旧貌换新颜故事中的一个。但掩藏在日新月异的城市景观下的,是千万个荣辱纠结的民生。
中国目前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有43个,到2025年将达到221个。随着人口和需求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城市面对形成和再次生长的问题,摩天大楼加空地不可能是城市,一个大都会也显然不仅仅是一堆建筑物聚集在一起。所以,南方都市报和羊城设计联盟共同发起了《多数人的城市》先锋沙龙,规划者、设计师、学者、社会观察家、市民、媒体人等共同参与进来,一起来感受什么是城市,是什么构成了城市。

  南都4月22日GA05版讯“红专厂应该不会全部被拆,在我们的规划中,大烟囱和部分沿江的工业遗存均要保留。”员村金融城设计方案投标参与者、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主任王世福,给人们描摹出红专厂未来的走向。  昨日下午,由南方都市报与羊城设计联盟联合主办的“多数人的城市”论坛,首期焦点落在近日一个十分热门的话题上———“红专厂该存还是该废”。来自规划界、文化界、房地产开发商等众多代表,现场进行激烈辩论,过程中还透露了红专厂涉及地块的交易来龙去脉及初步规划。

城市与我们

红专厂地块与金融城早有“婚约”

  美国规划“教母”简·雅各布曾讲过这么一个故事,五六十年代的纽约经历过一次大规模的城市更新,在纽约哈莱姆,一些大人物跑去看绿草坪,说,多美妙啊,现在穷人也有这一切了。
但事实却是,“他们推倒了我们的房子,将我们赶到这里,把我们的朋友赶到别的地方。在这儿我们没有一个喝咖啡或看报纸或借五美分的地方。没有人关心我们需要什么。”很多时候,建造者和规划者总在俯瞰这座城市,却忽视了它真实的秩序。
但无可避免的,中国大多数城市都随着印钞机开足马力,像吃了发酵粉一般地长出各种造型奇异、冲入云霄的建筑。就如规划学者王世福所说,不久的将来,中国会快于全球的城市化水平,不管中国怎样批判现实问题,但城市状态实实在在成为中国多数人的状态。
老时光和新城市的矛盾,或许是所有城市成长中必须面对的一段宿命,学界、建造者、执政者、市民的语境也往往相互对峙。
那么我们让他们来一次正面交锋。
这一次的契机是广州一个文艺胜地“红专厂”的去留,这个脱胎于50年代厂房的园区,因为红瓦砖墙的旧日记忆和艺术家的进驻,成为了市民休闲的好去处。然而,它最终可能被抹去,并让位给广州金融城的消息激起了各界意见。
每一种思维都有现实的落脚点,社科界学者曾德雄将其归结为“由G D
P焦虑引发的文化让位给经济现象”,但城市规划者马向明却反驳城市实际上是被更庞大的一个网络决定的,即使欧美国家,也会规划城市核心区和非核心区的产业功能。而这种说法,又很快被设计师庞伟所否定,因为城市生长有它自己的生态体系,文化的形成则很大程度上靠自发生长形成,并不是说规划放在哪里,产业便能生根成活。
我们经常说“国民性”,但实际上真正形成我们的个性的是城市,上海的洋务与精明,广州的务实与商业化,纽约客、伦敦腔……个性鲜明的城市,才会产生个性鲜明的性格。历史传奇、社交乐趣、街角社会、商业人文,城市塑造了我们,而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城市?未来,南方都市报将与羊城设计联盟持续召集社会各界,让城市发展融入各种思维和声音。
一代人的溃败,才有下一代人怀抱短刃上路的今天。我们在城市的建造中犯过太多错误,所以我们今天坐下来,辩一辩它的真实秩序。

  昨日的论坛,因为一个人的到来,让各方都亮出了旗帜鲜明且针锋相对的观点。这个人就是开发商代表、广东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余英。  在他看来,红专厂地块变身国际金融城是早已“注定”之事。余英坦言,政府对红专厂地块的最初计划,是交给保利进行商业开发。“相关土地资金均已缴纳”。  后来,政府土地中心收回该地块,作为储备用地,计划进行拍卖。“其间红专厂要打造文化创意产业园的概念,突然冒出来”,余英说。部分规划专家的发言,也从侧面对此进行佐证。据他们了解,政府规划金融城比红专厂要建设艺术区的想法萌生要来得更早。  “也就是说,在红专厂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本身就是权宜之计?”北京土人景观与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庞伟,对此表示气愤。  他说,好比A小姐与B先生早已安排了5年后的婚约,只是当中刚好有个“空窗期”,A小姐于是和C先生先拍了个拖,结果擦出“真感情”,期限却到了。

G D P焦虑下文化何以容身?曾德雄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哲文所所长

金融城规划中将留一片工业遗存

  不能说我们城市的官员没有人文情怀,但是他们也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GDP的焦虑”,很多领导一讲话都是危机意识,说广州明年要被天津赶上了,我们的“老三”地位要不保。和政府官员们接触,可以强烈感觉到GDP的焦虑。
比如现在广州在讨论文艺聚集地“红专厂”去留的问题,但在这种焦虑的大前提下面,天河这块寸土寸金的地方,容纳像红专厂这样大一块地方,给艺术家做创意,这是不现实的。而且我们国家的土地性质是国有的,特别是城市的土地是完全国有的。政府把土地收回也好、做金融城也好,具有法理的正当性。这块地是政府的储备用地,政府一旦想收回的时候马上就要无条件交出。
我当时的观点是,最好的结果是保留一两栋典型性建筑,同时在规划金融城里面留出一点地方,给艺术家继续创作。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提出保留?这实际上是一个文化风向标的问题,更多体现城市对文化态度的问题,这个就比较重要了。如果一个城市对文化这样一种态度,那这个城市是没有声誉的,文化具有“道义的正当性”。有趣的是,以前很多人没有听说过红专厂,但是听说要拆了,好多人都去,大家关注的其实是一种文化,大家关注的是在这样一种现代化不可阻挡的城市化过程中,自己的精神家园如何安顿。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主任王世福则提出,目前,红专厂里的工业遗存(建筑),远远优质于目前红专厂已有的创意产业。论坛上,他透露了目前金融城涉及红专厂地块的初步规划。  王世福说,在已经完成的一期规划中,红专厂的烟囱是纳入保留范围的,包括中间河道沿岸的工业遗存都要保留的。“这里说的保留,不是单单指一两栋建筑,而是保留一片”。  不少人质疑,北京有798,广州为何不能容下一个红专厂?王世福强调,北京798的区位和红专厂在广州的区位条件绝不能等同来考虑。“目前规划中的这种‘保留’,体现了金融城设计的智慧。”  至于对这部分工业遗产建筑将如何进行利用?是继续发展公共性的文化创意产业,还是另作商业用途?王世福说,这就取决于政府的想法。

金沙手机娱乐网址,城市更新应该是针灸式的马向明 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

观点PK 金融与文化较量

  一个城市面对发展的大趋势,能够做的东西是很少的,我们看起来是少数的政治家决定城市,其实城市是被更庞大的一个网络决定的。城市更新的问题是需要时间和机制解决的。
我举一个例子,伦敦的道克兰区,原来是一个码头区,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就衰落了。为了确保城市更新的系统性,英国为此成立了专门的公司,区域内划定了企业区,进入可以物业税免税,还有中央政府有专门的资金推动,因为如果靠单一的土地开发手段是很难达到目标。
这种更新下,该区域将来一定是一个综合的区,综合区有商务也有居住。在居住区的和公共空间保留原来的建筑作为记忆历史,不同的功能区用不同的方式,为什么?因为商务区下面做了轨道,上面一定是高强度开发,高强度的开发之下很难保留原来那些比较松散的结构。
城市更新是一个系统性的工作,我们过去经历了大拆大建、大开大合,我们现在要做针灸式的定点改造,针灸式背后最重要的思想是系统性,要看清楚格局。

  马向明:金融城建设是大势所趋  在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马向明看来,城市发展是由一个大网络决定的。“个人甚至是领导,能够做的东西都很少。”他说,广州面对来自东边的深圳、香港的剧烈竞争,其东扩是大势所趋。  他认为,看待红专厂存废问题,不能只看局部。“就像中医针灸那样,一针下去,影响的是整个系统。要把大格局看清楚,再想办法融入局部元素,比如城市记忆、历史”。  庞伟:红专厂已融入人们生活中  “有一种残酷,名叫权力和资本,它所向披靡,一切文化温情在它面前,都没有办法抵挡。”北京土人景观与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庞伟指出,今天的城市存在对“拜金主义”的狂热。  他认为,红专厂是城市中“好不容易”才形成的人文风景线。“它不是规划出来的,而是自然地生长,却被城市规划掉了,规划就是权力”。  对于红专厂或将保留部分建筑。庞伟表示不认同。“我认为,红专厂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所聚集的当代文化。它已经融入广州今天的文化现实中,而且生机勃勃。反而是那些工业遗产,并不十分典型。”  余音绕梁
一个建筑值不值得保护,看两条:一是建筑本身的设计和建造价值,二是建筑里有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事件。鉴于此,红专厂还排不上保留的队。———
余英(广东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红专厂的拆与留,体现的是一个城市对文化的态度,有着风向标的意义。———
曾德雄(广州市人大代表)  即便红专厂的部分建筑保留下来,如果没有给艺术留下自由发挥的空间,那再光鲜的外表依然很无趣。城市究竟是谁的?现在看来,不是市长的,就是市场的。———
闫肖锋(资深媒体人、《新周刊》总主笔)  人们希望有一个高品质的城市,又不希望高企的PM2.5,让大家陷进病入膏肓的状况,当中需要城市适度规划,融入更多智慧。———王世福(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主任)

警惕多数人欺负“一小撮”文化人 庞伟 广州土人景观顾问有限公司首席设计师

  我们现在正在讲“多数人”,多数人在政治上可能是正确的,比如说选举选出了一个总统,但是文化上多数人经常是错误的,文化上的多数人经常在欺负少数人。我们今天语境里面讲的少数人常常活得不容易,要是成为“一小撮人”就非常危险。可实际上多少有意义的事是“一小撮人”干出来的?哥白尼是属于“一小撮人”中的,埃菲尔铁塔也是“一小撮人”干出来的,法国卢浮宫前的“金字塔”也是“一小撮人”干出来的,那时候群众都不理解这些。
所以,多数人的城市———或者说好的“多数人的城市”是为少数人的权力留下充分地盘的,是包容、多元的。城市不仅是一个空间意义,更是精神意义。什么是城市精神?广场是用来干什么的?是用来辩论的、容纳的。